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下)
<strong>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开路</strong> <p> 1961年4月前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裴丽生副院长主持,每一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与导弹是互为表里,互为作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加速是一回事。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座谈会延续3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储备。 </p><p> T―7型气象火箭是一种探测60―80公里以下的大气温度、气压、风向、风速空间探测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括运载火箭,飞行器、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环境模拟试验,地面发射,遥测、跟踪测轨,时间统一和数据记录处理等各个分系统。 </p><p> 运载火箭在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王希季主持下完成。试验飞行高度达9.8公里。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杨尚昆等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当汇报这是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主席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可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p><p> 1960年3月,为研制火箭,科学院建立了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在那里成功进行了探空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试验,第一枚火箭总长10米,直径0.45米,起飞重量1138公斤,可携带探测仪器25公斤,设计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1960年9月13日首次发射成功。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提高,最大飞行高度115公里,箭头、箭体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回收,不但满足了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创造了条件。 </p><p> 1960年―1965年在603基地,仅T―7型火箭就进行了9批次24发高空科学探测试验。其中成功的多,也经历过失败。一次我和钱学森在现场,就亲眼看到了失败的一幕,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但是经过试验我们不但获得了高空大气的风向风速资料,也开展了高空生物学和高空医学研究。箭上遥控和摄影系统正常,生物舱安全地回收,为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开了先河。国防部五院为此致函中国科学院,祝贺生物火箭试验成功! </p><p> 中国科学院围绕气象、物理、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全院数、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合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院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经过七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三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许多科技人员和工人身体浮肿,而他们忘我工作,出色地实现了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支我国自己的航天科学技术骨干,积累了从总体设计、组织计划、实验条件建设、分系统协调、质量分析、调度指挥等人造卫星科技工程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科学院新技术局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组织有关研究所为人造卫星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和预研工作。实践证明这次调整是完全必要的。 </p><p> <strong>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正式列入国家任务</strong> </p><p>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前是管“两弹”的。周总理当主任,罗瑞卿当秘书长。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人造卫星方案是科学院提出来的,是我向专委汇报后,专委通过的。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上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后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推迟到1970年上天。 </p><p> 1964年,我国经济形势好转和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当年12月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总理,陈述理由,认为抓卫星工作是时候了。1965年1月,周总理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就在581的基础上,将651定为卫星任务的代号。 </p><p> 随即,我和裴丽生、竺可桢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在多年卫星基础研究和火箭探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党组建议上报。与此同时,钱学森致函聂荣臻副总理,也建议早日制订卫星计划,列入国家任务。 </p><p> 聂荣臻请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就发射卫星问题约我和钱学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根据座谈意见,国防科委4月29日向中央专委提出1970―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卫星工程总体及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科学院配合。5月6日该报告经中央专委12次会议批准,并指示: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发射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由四机部、七机部及总后勤部军事医学院等部门协作。从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 </p><p> 1965年,可以说是我国卫星年。为落实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中国科学院于5月31日成立了卫星设计院和有关专家负责的卫星本体和地面设备、生物、轨道等四个工作组,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草拟初步方案。首先拿出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归纳成图表,在分别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后,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后来钱骥说,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紧张情绪,会议室里顿时活跃起来。 </p><p> <strong>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空前的科学论证 </strong></p><p> 1965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呈报到中央专委。这个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10年奋斗和发展步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5个问题作了论述。还有三个附件:国外空间活动及人造卫星发展概况;六种主要人造卫星的本体设计方案;人造卫星轨道设计方案。8月9、10日,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这个规划方案,确定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科学院可先按此规划开展工作。我作为中央专委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p><p> 8月中旬,科学院开会,我传达了中央专委的决定,讨论卫星工作的任务落实和组织落实。决定成立三个组织:卫星任务领导小组,组长谷羽、副组长杨刚毅、赵九章;卫星总体设计组,组长赵九章,副组长郭永怀、王大珩;卫星任务办公室,主任陆绶观。1966年1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杨刚毅任党委书记,钱骥等为副院长。 </p><p> 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炮兵、一机部、四机部、七机部、通信兵部、邮电部、发射基地、军事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与会代表120名。 </p><p> 我委托裴丽生副院长主持这次会议,他的特点是工作非常仔细,事必躬亲,分管尖端技术项目,能做到每事必问。会期长达42天。对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慎重的讨论,确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主要为发展我国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预警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具体任务是:(1)测量卫星本体的工程参数;(2)探测空间环境参数;(3)奠定卫星轨道参数和遥测遥控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家一致同意中国第一颗卫星在重量、寿命、技术等方面,都要比苏、美第一颗卫星先进,并做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到、看得见”。并慎重初战,努力做到一次成功。总体组何正华建议:第一颗卫星为一米级,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听到,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还特请与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文艺节目。 </p><p> <strong>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及地面跟踪观测系统建立 </strong></p><p> 651设计院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由钱骥副院长领导,全组11个人:组长负责全面,并侧重结构,环境条件及运载工具协调;副组长负责电器部分包括整星电路、电缆布局、连接安装等;成员分别负责卫星跟踪测轨系统、轨道设计、遥测系统、电源系统、姿态控制、结构系统等。总体组确定东方红一号分系统的组成是《东方红》乐音装置、短波遥测、跟踪、天线、结构、热控,能源和姿态测量等。总体组与卫星办公室密切合作,将千头万绪的研制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具体课题,制成数百张任务卡片,下达各研究所。 </p><p> 用自己的手,送我国的卫星上天。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多年的热切期望,大家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接到任务的广大科技人员更是兴奋不已。中关村科学城里,白天你可以看到大家忘我工作的场面,晚上科研和宿舍大楼,灯火通明,生机勃勃,一派兴旺景象。各分系统密切配合,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进展非常迅速。为确保卫星的质量,总体组于1967年1月提出东方红一号研制工作分为:模样、初样、试样和正样四个阶段。各分系统首先制作实验线路,装出性能样机,证明技术上可行,生产上可能,由总体组指派验收组进行验收通过后出模样星。通过解决模样星总装试验出现的矛盾,确定协调参数,在此基础上拟订各分系统的初样研制任务书。用初样产品总装出考核卫星结构设计,热控制设计等的结构星、温控星等。通过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直至达到设计要求。然后协调确定研制试样星以及正样星的技术规范。 </p><p> 科研活动是很辛苦的,不但科研人员在做,科研管理人员在全力以赴为一线服务的同时,也积极想办法。自动化所党委书记吕强同志谈过这样一个事情:他们所一次在室外做一个部件试验,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同志们进行操作,1次,2次,3次……1小时过去了,2小时过去了,3小时过去了……丝毫没有成功的迹象。他建议:“同志们吃夜宵后再说。”可是大家纹丝不动。他十分着急,顾不得一切,壮着胆为试验“出点子”说:“把那个小帽子反过来试试看。”竟然试验获得成功了。在场的同志们鼓掌呀,跳跃呀,好一场盛况!当然,他并不明白成功的道理,可这却是科学院群策群力攻关的一个缩影。 </p><p> 发射卫星最重要的是地面跟踪测轨问题。赵九章所长说过,试想一颗几米尺度的卫星送上轨道后,就像几公里之外的一只苍蝇,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如何去找它?因此,发射卫星,首先要把卫星运行规律、轨道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踪站的布设等搞得一清二楚。科学院理当把此任务承担起来,先走一步。他请数学所关肇直所长立即组织人员落实此事。1966年1―3月,在651设计院组织有关专家对短弧段跟踪定轨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肯定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的方案,使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3月22―30日,在北纬饭店召开地面观测系统方案论证会,审定了各分系统的方案。不久,在4月召开的两次轨道选择会议上,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与会者一致作出了将轨道倾角从40度左右增大到70度左右的结论,不仅根本改善了卫星轨道的总体性能,而且可节省地面站建设的大量投资。 </p><p> 正当中国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四机部和全国许多部门、单位密切合作,在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特别是三年困难过后,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信;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之后,科学院卫星研制科研队伍、试验基地、科研设施、工厂,以及研制任务一起交给了国防部门。1968年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继续完成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 </p><p>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上了天。许多参加卫星研制任务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无比振奋,从心眼里感到欣慰和高兴。</p><p> <strong>作者简介</strong> </p><p> 张劲夫同志,1914年6月6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今肥东县)人,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1956年至196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积极组织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来源: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网站)</p><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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