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捍卫太空利益的隐形武器_航天_外空网

xing123 发表于 2016-10-31 18:29:19

法律，捍卫太空利益的隐形武器

2007年1月11日，中国用导弹摧毁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当时引来众多质疑，尤以美国为甚。然而在一年后，美国以同样方式将其间谍卫星击毁时，却鲜有批评声音。“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事先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美国声称卫星上附带有毒物质，如果不打下来进入大气层就会造成极大污染。”2010年5月30日，在第四届中国军事法治前沿论坛上，国防大学教授孟凡明对来自军内外的众多法律问题专家说。 　　　　反观中国，在摧毁卫星前并未进行广泛宣传，事后被美国的高灵敏雷达发觉后，美国对中国的举动提出严重质疑，认为中国打卫星产生的碎片威胁到美国的太空资产安全。 　　　　虽然“和平利用太空”是国际社会既有的共识，但从1957年人类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上天，就是为军所用。到如今外层空间75%以上都是军民两用或就是军事卫星，外层空间早已是事实上的军事化利用。 　　　　此间专家说，当不具强制力的外层空间国际法已无法约束大国的太空军事活动时，中国可能的应对之一就是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法。 　　　　当太空战未来临之前，任何一个理智国家要想从事太空军事行动，必须师出有名。而一部国内的外空法有助于让中国的军事行动“有法可依”。“有法要依法作战，无法要制法作战。”孟凡明说，美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明显的军事意图，“软弱”的外空国际法 　　　　五十余年来，美国在军事化利用太空方面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美空军先后组建了14个航天联队和“试验型太空攻防部队”，在其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太空力量成为重要支援。另一个航天大国俄罗斯，也不忌惮公开表露其太空军事化的主张。根据俄航天10年计划，反卫星武器已是俄罗斯重点发展对象。 　　　　在联合国几十年经营下，作为国际法下的一个重要分支，外层空间法包含《外层空间条约》、《营救协定》、《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月球协定》等五个国际条约和若干宣言与决议。 　　　　但是，究竟如何制约各国的军事意图，这些国际条约本身确有漏洞。“比如《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外空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没有禁止常规性武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玉海说。但在另外的《月球协定》中又明确写道，“在月球及其轨道上，常规武器是被禁止的范畴”。 　　　　另外《月球协定》第11条关于月球的定位问题，也引起不小争议。该条款认为，月球的法律地位定位是人类共同财产，从国际法上说就等同于公海。依照此规定，各国进行月球开发时必须要服务于全人类。 　　　　但诸多大国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比如美国就持极大抵触意见，苏联也认为“月球不应该是人类共同财产，应该叫共同开发范围”。 　　　　正是各国基于自身未来发展战略的考虑，在1979年批准《月球协定》时，那些具备或者潜在具备月球开发能力的国家，都没有批准和加入《月球协定》，其中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 　　　　即便加入部分外层空间国际公约，各国对“和平探测与利用太空原则”的理解也不相同。以中国、俄罗斯为例，他们认为“和平目的”是指非军事化利用太空，即禁止在太空从事一切军事活动，不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 　　　　而美国等空间强国则认为，“和平目的”仅限于排除侵略性的军事化利用太空，并不排除非侵略性的军事目的的利用太空的情形。 　　　　为军事行动建立法律依据 　　　　此间专家说，当一些空间强国不加掩饰地致力于太空军事化时，刻板地遵循外空国际公约，只能让中国丧失太空发展机遇，让中国的太空探索行动得不到强有力的法理依据。 　　　　根据1967年《外空条约》的规定，各国应当对本国政府或私人从事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后果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更有必要通过立法使本国外空活动的合法性得到有效保障。 　　　　在外空领域，中国缺乏法律层面的系统规范。而自美国1958年制定《国家航空航天法》以来，法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都分别制定了本国的外层空间法。 　　　　“国内法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国防科技大学军事法学教授郑国梁说。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倚重太空优势时，未来战争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到外层空间里的攻防，而一部国内的外空法有助于让中国的军事行动“有法可依”。 　　　　相关专家说，美国出台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很好的明证。3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与台湾发展关系皆以此法为名，显得“底气十足”。另一个例证来自日本，2008年，日本通过了“宇宙基本法案”，它不仅为日本军事利用外层空间开启绿灯，甚至突破了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禁忌。 　　　　从中国自身的立法实践看，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它相当于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依照这个法，知道该怎么打。”郑国梁教授说。 　　　　确立相关规范已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中国已批准了除1979年“月球协定”以外的其它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 　　　　而在国际公约之外，中国仅有原来国防科工委制定的《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法律层次不高，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国防科技大学军事法学教授郑国梁说。 　　　　从其他国家国内空间立法的实践来看，有代表性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母法主导模式，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子法集成模式。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一个宪章性质的国家空间活动法，后者的国家空间法体系是由若干个具体的、针对空间活动的法律共同构成。“我国的空间立法模式应是……空间母法体系。”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玉海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此间专家说，俄罗斯国家空间立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比如俄罗斯《航天活动法》，就是针对空间活动实践的完整母法。而且，俄罗斯有关空间活动的各种部门规章和规定有两百多个，内容涉及国家航天活动的各个具体环节和内容，是一个传统性的规范体系。 　　　　虽然不同国家的立法模式不同，但是空间活动的国内立法通常具备以下六个方面要素：管理、许可、登记、保护、责任、促进。此间专家说，除去许可和登记两项要素中国已有部委级的规定外，其他四个要素皆为空白。中国尽速确立相关规范，已迫在眉睫。 　　　　“无论怎样，在这些法律建设过程中，中国肯定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尹玉海说。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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