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p>　　10月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p><p>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p><p>　　<strong>“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strong></p><p>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p><p>　　“我和钱老1947年就认识了。”庄逢甘回忆说，那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当时我早就听到过钱学森的大名。” </p><p>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p><p>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p><p>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庄逢甘说，“当时我也调入五院，在钱学森直接领导下从事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给我的印象很深，大大增加了我们年轻人的信心。” </p><p>　　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研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 </p><p>　　“钱老是一名‘人民科学家’，他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信念，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德，有杰出的科技成就和贡献，心系祖国，忠于人民，将毕生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710 研究所科技委主任、系统科学家于景元说。 </p><p>　　于景元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帮助钱老共同修订《工程控制论》，其后又在系统工程研究等方面有很多接触。他说：“与钱老共事的整个过程带给我们很深的影响和教育。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仅有学科领域的深度，还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同时有跨科学、哲学的思想高度，是名副其实的科学领袖和科学大师。他的思想很有超前性，比如关于复杂系统和方法论的研究，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p><p>　　<strong>“我姓钱，但我不爱钱。”</strong> </p><p>　　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p><p>　　１９５８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１．１５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p><p>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１９９４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１００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１００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p><p>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p><p>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p><p>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p><p>　　<strong>“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strong></p><p>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p><p>　　“曾经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立即回信说，这么称呼他是不对的，不科学的。”涂元季说，“钱老回信说，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p><p>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p><p>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p><p>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p><p>　　陪伴了他26年的涂元季说：“钱老走的很平静。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了心愿的话，那就是他在书信中表达的对祖国未来的设想，比如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什么样子。” </p><p>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p><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