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建：责任比命大

　　
　　央视网消息（面对面）：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带来的两个提案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嫦娥系列各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的两个提案，一个跟航天有关，一个跟航天无关。这个和航天有关的提案，就是建议国家对航天事业要进行顶层的设计和统筹的规划。
　　记者：您给我们比较一下，如果说把它从顶层设计，早早就明确确定下来，和这样一事一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叶培建：差别很大。你比方说，我当年做嫦娥一号总设计师时候，嫦娥一号打完，我就开始设想我的队伍怎么分？哪些人去做嫦娥二号？哪些人去做嫦娥三号？当时就设计了，有人去搞火星，但是后来由于火星没有搞，结果这些同志，当时的处境非常尴尬，所以现在搞火星的人，恰恰不是当初我想设计的时候去搞火星的人。因为他们那段时候没事情可干，他们干别的去了。
　　记者：我问一个外行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顺其自然？比如说当您打完了，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之后，可以顺理成章的，剩下的人该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叶培建：我可能没说清楚，我们认为在搞这个规划的时候，是一事一议，已经议得很清楚了。大家论证过程当中，坦率来说，往往不是专家们、行内的人，要求一事一议，而是比方说财政系统，比方说综合系统，我们花大量的精力去说服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这么干，要那么干，我个人认为是多余的。
　　记者：我们现在差在哪儿？专家已经完全论证清楚的情况下，还要一遍一遍让其他部门加入进来再论证，我们中间差着哪儿？
　　叶培建：差在专家说话不算数，机关说的算数。一百个专家论证的，可能不如财政部的一个处长。你可以把这话播出去，一百个专家论证的东西，不如财政部一个处长说话算数。
　　记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就是靠高层的顶层设计？
　　叶培建：就是建立一个国家的体制。一旦论证好了，国家批准了，各个机关就是执行，不要再问了，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义务，要花太大的精力说服各个部门，为什么这么干那么干，往往就是去一个大机关汇报，一个处长就能把我们问倒，讲不清楚。
　　记者：科学家能被一个处长问倒？他问什么问题就把您给问倒了？
　　叶培建：比方说去月球的问题，要不要载人登月的问题，阻力很大。老是问去月球干什么？GDP能占多少？我有一次给刘延东副总理在中南海给她汇报，我说以后是不是不要问我们这些问题了。我说我们现在东海遇到了问题，一个钓鱼岛、南海遇到了问题，我们的祖先都在那生活过，但是我们没驻扎下来。从明朝开始，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海洋权利。我说宇宙就是个海洋，月亮就是钓鱼岛，火星就是黄岩岛，我们现在能去，我们不去，将来的后人要怪我们，别人去了，别人占下来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我就想让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关于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叶培建已有一连串的设想。2017年发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完成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期。2018年要以“嫦娥四号”拉开中国探月第四期工程的序幕。2020年，中国跻身“火星探测俱乐部”，随后小行星探测即刻“上马”，紧接着是火星采样返回。而这一系统中的的很多计划，比如小行星、火星采样返回，目前还在论证当中。
　　记者：假如科学家有十分精力的话，如果说涉及到一事一议，如果这么做的话，有多少工夫精力，要花在自己应该干的事上？又要多少精力花在了去说服一个不可能说服的对象上？
　　叶培建：比方说，我讲火星为例，从打完嫦娥一号，打嫦娥一号还没有发射在靶场，孙家栋老爷子高瞻远瞩，他就问我，他说叶培建，嫦娥一号的备份干什么？当时我们就想飞火星，2007年。因此如果说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规划，我们国家应该在2010年，最迟2013年就能奔向火星。
　　记者：火星的时间窗口是很苛刻的。
　　叶培建：26个月一次，但由于对这个汇报不同意，给那个汇报不同意，拖拖拖，拖到现在。前天我们开了今年的火星工作会，在会上我们还说到，我们丢失了2013年的窗口，我们失去了2015年的窗口，我们也不可能在2018年，我们绝不能够再失去2020年这个窗口。
　　叶培建今年72岁，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军人家庭，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他听从父亲教诲，选择国家急需的航天专业，后来却意外被浙江大学录取，但毕业时又被分配到当时航天部的卫星总装厂，从此与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我国航天领域领军人物之一，叶培建对队伍的管理以严格著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办事从来不绕弯子、敢于直言、敢于担当。他的这种风格不但体现在专业，也体现在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
　　叶培建：我以前提过这个，要有作为。你说一条河污染了，党中央不知道可以理解，这个县长天天也住在县城，他看不见？我们有村党支部，有村委会，拐卖人口的问题，村子里多出一个姑娘来，多两个小孩，村党支部书记不知道？这就讲要作为，不作为不行的。我今年想讲的要早作为，很多问题要是提前，你比方说我发射嫦娥一号，还没有发射我就要去想，它可能有什么问题。我当年想了140多个问题，但最后一个也没有发生，很好。
　　记者：您看您说的，您完全是站在一个航天专家的角度，去预想，这件事情还没做，但是一定想到，一旦做了，有可能？
　　叶培建：现在问题泛滥成灾了，再来解决难解决了。
　　记者：我正是要问这个，为什么从您科学家的角度，可以去预想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从行政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却做不到这一点，您觉得差在哪儿？
　　叶培建：我不知道。我觉得是责任心。
　　记者：您觉得是不是用要求航天人的标准，去要求普通的管理者，是不是有些苛刻？
　　叶培建：不苛刻。
　　记者：为什么？
　　叶培建：因为我们是专业工作者，我们的影响只影响一个局部，一个县政府、一个市政府，影响的是一大片。
　　谈到责任，叶培建回忆起十多年前的一次发射经历，当时发射上天的一颗重要卫星，因为地面控制的失误失去联络。
　　记者：哪一年的事？
　　叶培建：2000年，是我们国家战略卫星第一个，发射了以后，我们当时要从岢岚基地，坐车到太原，卫星上天以后，表现第一圈很好，它是绕地球转的一圈一圈的，第二圈也很好，第三圈就出中国了。最后一个收到信号的是我们喀什站，但是卫星没信号，姿态乱了，太阳也不对太阳了，前方那个副总师打电话，那时我那个车正在吕梁山上行走，要越过吕梁山才能到太原。我们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在车上，说说笑笑的，成功了嘛。后来我就不说话了，车上的几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系统，都有一个主任设计师跟着我，他们一看我不说话，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都不说话。我跟您讲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希望那个车从山上掉下去，把我摔死。
　　记者：但那是一颗星，您是一条命。
　　叶培建：但是我觉得我无法交待，很自私啊，摔下去我是烈士，卫星丢了我无法交待。
　　记者：但是那只是您的工作，可是您的命。
　　叶培建：那个卫星太重要了。
　　记者：您觉得它比您的命要重要？
　　叶培建：重要。但是后来我冷静想了一下，我们做那么多工作，卫星不应该出问题，一定是哪儿出差错了？那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幸亏已经有手机了。我就给我们在前方的副总师查，查这一个小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一查，地面发错了一条指令，这条指令把整个卫星姿态搞乱了。
　　记者：有救吗？
　　叶培建：我们要想救的办法，电源的主任设计师在车上，姓马，我说老马你过来，你这个电池能挺多长时间？他说七个小时没问题，再下来呢？不敢说。后来我总是说，老天爷还是很眷顾我们这些苦心人。那个电池特别好，到了长春站上空，我们从长春站发了一条指令上去。飞了七圈下来，电源也有，指令一发就上去了，上去卫星就正常了。
　　记者：有惊无险。
　　叶培建：有惊无险。我说这段就是说什么，在我们这些人心中，我们是把这些东西看成比自己。
　　记者：责任比命大？
　　叶培建：比命大。没有这种责任心，我们很多事情是干不好的。
　　作为多个开创性空间探测器的总设计师或相关领域首席科学家，叶培建推动了中国卫星遥感、月球与深空探测及空间科学的快速发展。2017年1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将编号“456677”的小行星命名为“叶培建星”。叶培建说，有了这颗星，他自然要呼吁国家对小行星更加关注。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叶培建认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应该仅仅是航天人独有的财富，更应该是各行各业的共识。
　　记者：您的专业是让您去想天上的事，但是您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又不得不去想地上的事。
　　叶培建：天上的事好办，我们都同意天上的事好办。
　　记者：地上的事什么时候，有可能像天上的事那么好办？
　　叶培建：这几年抓很多问题，应该说在改进。
　　记者：有责任心是不是都能够步调一致好办了？
　　叶培建：我觉得只要有责任心，至少好办得多。每个人都把自己分管的事情，当作一件大事情来做，做不好就觉得对不起群众，对不起百姓，觉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肯定能办好，办不好也能改进很多，至少不会越来越严重，只会是越办越好。
　　记者：其实总结您不管干什么，就是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给您任务就是拿事儿当事儿干。
　　叶培建：你这话说太对了，我们单位对我的公认就是老院士要么就不答应，这件事我干不了。只要答应下来 ，小事都当大事，鸡毛都会当成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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