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美军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发展分析

航天 · 2017-3-6 09:33:23

李博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国太空网讯）自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卫星通信技术从军事战略用途逐步向战术应用拓展，带动了现代化、网络化作战模式的产生和演变。历经数次战争的检验，先进的天基信息传输与分发系统能力已成为探知、传递和左右战争形势变化的关键因素，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军方对通信带宽和速率的渴求，但也暴露了当时军用通信卫星系统无法支持突发性热点区域冲突、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及时响应、容量供给跟不上需求增长等诸多短板，商业手段开始逐步走进军方视野。　　美国作为上述过程的主要见证者和实践者，其军用卫星通信能力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印证着这种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等发布的多项指令和指导意见的推动下，美国国防部（DoD）逐步采纳了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作为补充和增强军用通信系统效能的常规手段，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过去的15年间，美军租用的商业卫星容量实现了大幅增长：据欧洲咨询公司（Euroconsult）统计，2001－2010年，美国国防部（DoD）的卫星容量使用量增加了5倍，而来自于商业卫星的容量占比已经超过80%，成为商业卫星通信市场上最大的单体用户。　　但自2010年以来，现行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体制管理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以及安全性无法保障等问题逐步显露，诸多批评意见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成为军事航天界与商业航天领域关注的焦点。2010－2015年，美国政府总审计局（GAO）密集发布数份报告，要求国防部重新审视当前的卫星能力发展途径（包括军用和商用），并针对性地改进商业服务的采购体制，以更好地满足军方在作战通信服务成本与交付能力的要求。空军航天司令部也在2013、2014年分别发布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并已连续3年通过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以经费支持在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领域的新构想、新项目实践。产业界则从自身立场出发，以媒体推波助澜和集体上书献言等形式，尝试推动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彻底转为固定的军事能力发展途径，从而稳定和繁荣这一充满前景的商业生态链条。与此同时，在军事航天转型背景下，国防部开展了军用卫星通信体系转型论证，已明确将商业能力列入军方未来的卫星通信长期发展路线之中。一时间，商业卫星通信能力如何更加有效地发展并纳入军事作战体系的问题，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可以说，美国军用卫星通信领域正处于变革式发展的“大时代”。新型采购体制、新的应用模式与技术方案持续涌现、不断创新，将推动商业与军用通信系统的融合，并最终塑造体系性能强、作战效用好、经济可承受的下一代军用卫星通信系统。对其他国家而言，在卫星通信领域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制的相应系统也已逐步融入军事战略和战术级应用服务中，但无论是系统部署情况、体系作战性能还是技术水平方面，与美军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此背景之下，洞悉并思考美军能力发展路径转变的原因、措施、问题与最新解决方案等，可对相应能力的发展、技术的演进以及体制的改革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一、内外因素驱动美军利用商业途径发展军用卫星通信能力　　1. 作战样式演变、容量需求激增，军用通信系统能力差距逐步扩大　　争夺制信息权是当代军事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美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主要的几场战争中认识到，将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和通信设备安装在单兵、战机、航母、海岸警卫队舰艇、战场内外的作战指挥中心上，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保障各作战梯队更好地通信，就能极大程度上推动战争走向胜利。在此背景下，美军不断增大其卫星通信的应用广度与深度，但也将其军用通信系统的一些固有弊端与不足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突出就是系统容量能力方面。　　从历史来看，几次重大战事中，美军对卫星通信容量的使用率都在不断增长。在所谓“第一场空间应用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使用的总卫星容量为100Mbit/s，每5000名作战士兵仅共享约1Mbit/s的带宽；而在10年后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总容量已经攀升至2.4Gbit/s，每5000名作战士兵共享带宽也已达到51.1Mbit/s的水平。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2008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0年美军的作战容量需求将激增数倍，超过60Gbit/s。　　但就当前来看，美军正在部署的新一代军用通信卫星系统已经无法实现这一“过时”的“保守”预测结果：截止2016年，美军可用的在轨军用卫星容量总计约27Gbit/s（若不计上一代系统，对总容量影响不大），而到2020年，如果按现有计划部署，总容量将达40Gbit/s，主要容量来源于10颗“宽带全球卫星通信”（WGS）卫星。仅此就将产生至少20Gbit/s的缺口，更遑论近10年来随着无人机等“带宽杀手级”应用的普及，这一差距已是远远低估了。这种情况下，各方都认识到现有军用卫星通信系统的建设方式和部署状态在满足未来需求、支持总体能力发展上的不足，这也成为推动军方近年来大力开展商业服务采购的根本性原因。　　2. 交付周期推迟、预算成本超支，军用通信系统采办弊端日益显露　　除了容量供给上无法满足作战应用需求和能力发展需要，以新一代军用通信卫星系统为例，军用通信系统采办在交付性能上也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交付周期拖延过长、系统成本超额攀升、卫星数量不断增长等方面。这也成为推动利用相对低成本、能够快速交付的商业通信卫星服务来满足需求的一个直接原因。　　首先，从交付周期来看，与军方初始设定的周期相比，三大系统都拖延现象严重：WGS的研制周期比项目初始预期首发星推迟了44个月（接近4年的时间），“移动用户目标系统”（MUOS）则比初始预期延迟了26个月，“先进极高频”（AEHF）系统延迟则达到86个月，相当于初始预期研制时间的2倍。而部署周期的拖长，一方面意味着“技术折旧”的程度加深，以AEHF卫星为例，达到全运行能力时，距离项目开始已经过了20年时间，这就很难保证届时的在役系统没有使用10年甚至20年前的“新技术”；另一方面，意味着“需求周期”的进一步延后，即系统实际开始服役时的能力比项目预期的能力需求要实现得更晚，导致军方不仅在未及时交付的几年空窗期需求无法满足，甚至在系统服役后，需求也早已发生了显著增长，最终造成能力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从项目成本开支来看，由于技术成熟度、管理体制等因素，三大系统的成本控制也存在巨大的问题：WGS原计划只采购3颗卫星，但实际采购数量达到8颗（不包括盟国出资的2颗），直接导致项目成本翻了2番，单星造价则由最初设计的约4亿美元，变为4.75亿美元，上浮18%左右；MUOS在成本方面控制较好，卫星数量相比预期未发生变化，成本则比项目开始时的预期要高出8亿美元左右，单星造价上浮比例也控制在10%以内；AEHF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其最初计划采购5颗卫星，但后来增加至6颗，而且由于技术成熟度原因，成本严重超支，实际成本达到133亿美元的量级，比初始单星预期造价增长幅度达到65%。　　3. 技术水平提升，提供定制服务，商业系统能力满足应用需求　　随着商业技术能力不断增强、甚至领先军方水平，商业服务不断面向军方用户的定制需求进行改进与提升，利用商业手段实现军事应用在可行性上已经不存在大的障碍，这也成为推动商业服务采购发展的内在动因。　　首先，商业高吞吐量卫星（HTS）技术近年来日益成熟，通过点波束、频率复用技术，在支持大容量通信服务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甚至优于军用通信卫星的表现。卫讯公司的卫讯－1（Viasat－1）卫星数据吞吐能力可达140Gbit/s，但研制费用却不超过5亿美元，该公司提供的商业卫星宽带服务每秒吉比特平均价格为每年330万美元，而WGS卫星每年成本消耗每秒吉比特则达到上千万美元，是前者服务方案的3倍以上，而且随着商业市场HTS系统数量的激增以及容量供给的竞争加剧，这一价格差预计还将会继续扩大。　　再者，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运营商们已逐步意识到军用卫星通信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以国际卫星通信公司、欧洲卫星公司和欧洲卫星通信公司为代表的多家运营商，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国防服务子公司以适应国防部的程序和安全检查。与此同时，在多颗新部署的商业卫星上，运营商们也都开始考虑按照军事用户的应用需求特点，采用相应的新技术以提升竞争力。国际移动卫星公司于2015年完成第五代卫星星座部署工作，每颗卫星除具备正常的有效载荷提供商业服务外，还专门为军方设计了一个高容量载荷（HCP），能够覆盖军方在全球部署的电信港设施，还可通过位于纽约的骨干网接入点与国防部的全球信息栅格（GIG）系统互联，为业务突发的热点军事区域提供最大8倍的应急业务容量，有效支持美军舰载、空基平台、前线作战基地以及“动中通”等业务的应用需求。　　二、美军开展商业卫星通信采购服务的现状、特点与问题　　1. 发展现状分析　　20世纪初以来，美国国防部正式开始以合同方式采购商业服务，历经1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市场规模，自身也已成为商业卫星通信市场中最大的单一用户。由于军方的商业采购也涉及保密问题，截止目前为止，尚未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能够确定国防部每年的商业容量租用支出费用与使用量情况，所能获取的材料主要指向国防部《2010财年商业卫星容量使用报告》（也未对外公开发布），其他的信息源多为分散与不完整的内容，以此为基础，这里对整体发展情况作了尽量全面的介绍。　　由于商业通信卫星尚无法提供AEHF系统相当的防护能力，所以目前美军利用商业卫星主要是为了补充WGS和MUOS两大系统的容量差额，按照业务类型可分为两种：商业固定卫星通信服务和商业移动卫星通信服务。固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方面，总支出和总带宽从2000年的不足1亿美元和1200MHz，稳步增长到2010年的6.55亿美元和8500MHz。根据国防部和产业官员的多次声明，商业容量占国防部总容量（商业容量和美国军用通信卫星容量之和）的比例在2010财年达到了80%，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则高达96%。另据分析，2003－2010年，美国国防部在C频段和Ku频段商业容量租用上的总投入超过33亿美元。移动卫星服务方面，在同一时间段内，主要由海军的“商业宽带卫星计划”（CBSP）合同支出，其中，CBSP计划在2010－2015年的合同总价值达到5.43亿美元。从使用机构来看，陆军是商业卫星容量的第一大用户，共计使用约4GHz的带宽，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中东战场士兵的保障和支持服务，空军占据第二大份额，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无人机作为需求驱动力的主导地位，其主要用于支援作战。除此之外，包括海军在内的其他军种与机构使用量均未超过1GHz。其次，在区域分布方面，中东和非洲地区无论是容量租用总量还是增长幅度都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欧洲和北美地区容量租用量也有所上涨，但是一般认为是受到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拉动；相比之下，亚洲地区商业容量租用在2003－2010年基本上保持不变。　　2. 技术特点分析　　军方采用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事实上与产业界也是一种互动和磨合的过程，这种军商之间的良性交互，推动了一系列既利于军事应用也便于商业部署的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从发展现状而言，几个重要的技术特点突出涌现，值得注意：　　（1）星上数字处理能力不断增强，灵活有效载荷受军方青睐　　按照美军商业服务采购机构（即国防信息系统局）的规定，极端情况下，承包商需要最短在4h以内为美军交付服务，相对于以往动辄数月、长达数年的交付速度，这种响应能力对军方用户来讲极为重要。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推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星上数字化载荷技术有密切联系。传统的军用通信卫星在频率规划和覆盖区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虽可控制星上可移动波束满足紧急任务需求，但其能够支持的灵活性和重新配置能力依然非常有限。星上数字处理式灵活载荷技术的发展则改变了这种现状。目前，越来越多的商业通信卫星看到了采用灵活有效载荷架构的潜力与价值：它可以实现在波束覆盖、带宽分配、功率调整和频率配置等方面的高度灵活性，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国际通信卫星公司2016年发射的2颗“史诗”（Epic）卫星的通信载荷，即具备在轨重构、波束铰链自适应调整的处理功能，使得该卫星成为具备强大处理和灵活能力的系统，可有效服务军方用户。　　（2）终端趋向于多频段融合，兼容性、互操作性大幅提升　　另一个重要的技术发展特点是军用终端系统的多频段支持能力。从美军自身的角度出发，传统终端主要是针对军用通信卫星计划而开发的，常常只针对一个卫星通信系统，例如陆军的地面移动部队S频段战术终端（AN/TSC－85）主要针对“国防卫星通信系统”（DSCS），仅能在X频段通信；服务三军的单通道抗干扰便携终端（AN/PSC－11）为防护卫星通信系统而设计，主要工作于极高频（EHF），对应“军事星”（Milstar）。随着商用通信卫星应用的日益广泛，对C和Ku频段终端的需求也逐渐增长。同时，军方也希望利用一套终端支持多个频段的卫星通信系统，减少作战士兵的负担，提升作战通信的灵活性。因此，多频段终端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美国陆军于20世纪末开发了三频段卫星通信终端（AN/TSC－143），既可以支持商业C和Ku频段，也可以支持军用X频段；既可与DSCS、“天网”（Skynet）等军用卫星进行通信，也可以与“国际通信卫星”（Intelsat）、“欧洲通信卫星”（Eutelsat）等商业卫星进行通信，曾在对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3）商业移动通信和“动中通”达到军用通信水平，更好地支持战场移动通信　　商业移动通信和“动中通”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演进也值得注意。近年来，随着商业卫星移动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该技术从军用、应急通信应用逐步进入商业市场，性能得到了飞速的提升，载体也早已从车辆、船舶推广至机载终端，业务频段从C、Ku频段拓展到Ka频段，数据传输速率也已大幅提升。根据目前美军的发展情况来看，商业移动通信和“动中通”，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工程上都已获得了较好的研究与商用成果。许多设备如船载海事卫星通信系统、车载移动通信系统等已经形成产品推广到市场，并以其便携性特点获得了美军的青睐。这类终端可以很好地适应在地形特殊的战场环境特点。美军在对阿富汗战争中，由于地形特殊，士兵必须到空旷的地方才能收到卫星信号，而利用“铱”（Iridium）卫星终端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不便。由于商业市场移动通信和“动中通”系统设备供应数量的不断攀升，军方用户部署“动中通”系统的成本也相对持续降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军移动作战平台的信息采集、传输与指挥控制能力，对于真正实现陆、海、空、天实时高速互联，推动一体化联合作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　　3. 存在问题分析　　总的来看，近10余年来，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的管理机制和运行体制逐步统一和成熟，商业系统、技术的军事应用越来越广泛，有力补充军用通信系统、支持军事应用的效果已经日益显露。但随着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撤军、战略向太平洋不断迁移，以及WGS系统的持续部署和完善，商业通信服务采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从国会、军方到产业界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总结而言，当前商业卫星通信系统采购暴露的问题可归为以下3个层面：　　（1）不定交货量（IDIQ）合同模式虽更灵活，却推高了现货采购成本　　截至2013年的数据来看，国防部商业卫星容量中约25%是短期租用，通常是在现货市场采购，而这些容量往往是预留给小规模的、临时的电视广播使用，其余75%大多采用不定交付期限、不定交货量合同的方式，即一般设定有1年的基础合同年限，后附加数个1年期的可选延长期限。这导致军方的资金周转以年为单位，运营商就无法向其提供与普通商业用户一样的折扣。因而，2014年，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卫星通信战略报告》文件中指出：据美军计算，2013年，WGS卫星单位带宽成本为1.42万美元/年/MHz，而国防信息系统局采购商业卫星的单位带宽成本为5.62万美元/年/MHz，是前者的4倍，这显然颠覆了传统的认知。　　（2）支持作战商业卫星增多，抗干扰弱点令人堪忧　　随着美军使用商业通信服务的比例逐渐增多，其易受攻击和防护能力差的弱点也显露无疑。伊拉克战争期间，有研究针对美军所采用的商业通信卫星载波进行连续16个月的监视。最严重的情况下，其所监视载波发生警报次数超过3000次/月，而造成恶劣影响的卫星通信问题则在平均50次/月左右，虽然大部分的警报对应通信问题都是短暂性可纠正的，但该量级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2011年，美联合需求监管委员会（JROC）批准空军发布的联合空间通信层（JSCL）初始能力文件（ICD）提出了2025年及更远未来的军用卫星通信需求。其预计对抗环境中的军用通信容量将会在未来几年中大幅增加，并远远超越现有的AEHF卫星所能实现的计划能力。根据估算，防护战术任务需求则将在2025年达到现有防护战术通信能力的4倍以上。由此，商业系统如想更好地服务军方，必须考虑干扰问题。　　（3）服务流程缓慢，统一性不高，多机构单独采购服务　　按照国防信息系统局的服务流程，其提供的商业容量采购可在最短4h、最长3个月内交付。但从作战人员的角度来看，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申请卫星通信支持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筛选，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节奏，从需求生成到提供服务的效率仍然十分低下，商业系统仍然没有军用通信系统使用起来便利。此外，虽然参联会与国防部都分别从政策上规定国防信息系统局作为唯一授权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机构，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美军的商业卫星容量采购是分散的，即美军内部有多个部门独立采购商业卫星容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不一定通过国防信息系统局。而根据国防部的统计，各军种在国防信息系统局管辖之外所采购的商业通信服务价格则比国防信息系统局合同普遍高出16%左右。这种分散的采购现状也让军方颇为头疼。　　三、美军破解当前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问题的途径分析　　1. 实施“商业卫星通信探路者”先导项目，创新商业服务采购模式　　解决现行采购体制下成本费用居高不下问题的本质，在于改变采购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采用新型的合同取代以年为周期的短期租用合同。在美国国会的敦促下，国防部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尝试更好地理解商业/军用通信需求，并改善商业卫星通信的采购管理方式。目前在国防部所有开展的探索和尝试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空军开展的“商业卫星通信探路者”（COMSATCOM Pathfinder）计划。该计划是2014年以来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所批准的“先导项目”（Pilot Program），该项目主要从采购模式的角度出发，针对其空中平台的大容量数据传输需求，打破原有容量采购合同的时间限制，研究长期的采购方式。目前，前2份“商业卫星通信探路者”计划正处于实施阶段中，并已开始显现出军方所期望的低成本效益。但在总结前2份“商业卫星通信探路者”计划的基础上，军方也发现，带宽资源的租用是一方面问题，美军终端的灵活性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第3份“商业卫星通信探路者”计划开始，美军转变了此前的发展思路，从天转向地面，开始关注终端应用部分的采购性能，后续的2个“商业卫星通信探路者”项目则进一步优化此前项目的商业开发流程。具体来看，为了实现在商业/军用以及采购的不同商业系统之间灵活切换和接入，美军提出，需要在终端部分采用“灵活调制解调接口”（FMI），兼容不同管理式服务以及波形技术，从而实现灵活地从一个卫星网络转接入另一个卫星网络的能力（无论是军用还是商用系统），来满足全球性、区域性可用的卫星系统与网络的接入要求，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利用商业卫星提供通信支持作战能力。　　2. 研发新型军商共用型技术，推动商业系统纳入军事体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美军的作战通信抗干扰能力提升方面。美国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SMC）于2011年启动了下一代防护战术通信系统的论证研究，计划通过研发新型的军商共用型传输技术，支持普通商业卫星提供达到军方战术抗干扰要求的通信能力，这也为商业系统融入最终的军用卫星通信体系架构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具体而言，所谓下一代防护战术通信系统，是美军面向2025年及以远未来抗干扰、高容量、高数据速率的战术通信需求，基于现有的军用通信卫星有限的抗干扰能力以及收紧的预算条件，提出的一种革命性解决方案。该系统方案的核心，是通过耦合AEHF系统上的军用高数据速率（XDR）波形标准与商业通信中广泛采用的数字视频广播-卫星标准2（DVB－S2）通信体制，开发出一种不依赖于通信卫星的体系架构的“防护战术波形”（PTW）。这也就意味着通过使用该波形，即使是不具备防护卫星通信能力的WGS卫星以及普通透明转发式的商业卫星，只要在终端更换调制解调设备（变为“防护战术波形”调制解调器），并加装加密模块（ECU）就能够实现良好的抗干扰水平。如果该方案顺利实施，未来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中，抗干扰性能的缺陷就将得到极大地弥补，商业系统的适用性和应用范围也会随之提升。2016年8月11日，航天与导弹系统中心正式向雷声公司（Raytheon）、L－3通信公司和卫讯公司（VIASAT）售出价值1.1亿美元的“防护战术服务现场演示验证”（PTSFD）合同，三家公司将在2020年9月前，利用成熟量产的战术终端，完成“防护战术波形”在WGS系统和商业通信卫星系统上的进一步演示验证。　　3. 探索载荷分散化部署方案，引导商业公司定向服务　　美国国防部对“搭载有效载荷”方案表示出高度的兴趣。“搭载有效载荷”不是新的技术或商业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就已经将EHF频段有效载荷搭载到“特高频后继星”（UFO）星座之上，直到今天它仍然为政府提供安全的通信，在其他相关领域也已经有过先例。这里主要是指把军用通信有效载荷搭载于商业卫星上的方式，这样军用载荷就作为次要任务载荷承担军方的指定任务，但其控制和操作权限完全掌握在军方手中。采用这种模式，在商业卫星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需预留“搭载有效载荷”的位置，发射费用由国防部和卫星运营商共同承担。自2011年开始，美军先后开展了多次“搭载有效载荷”的研究，通过与产业公司的沟通，逐步制定可行的搭载方案和实施途径。2011年1－8月，在“军用卫星通信商业体系方案”研究中，预先开展了“搭载有效载荷”的研究，由劳拉空间系统公司（SS/L）、波音公司（Boeing）、轨道科学公司（OSC）、国际通信卫星公司（INTELSAT）、休斯网络系统公司（HNS）和美国航天公司（US Space）等六家公司，开展军用卫星通信搭载载荷采办模式的设计研究。在国防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卫星运营商也从自身角度出发也积极促进“搭载有效载荷”方案的推广应用，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在2013年声称其计划在未来发射的28颗卫星上配置能够提供“搭载有效载荷”服务的空间；另一方面，铱卫星公司（IRIDIUM）也在积极销售其“下一代铱星”（Iridium NEXT）的平台，称为Iridium Prime，可搭载第三方有效载荷。目前，在美国空军的“搭载有效载荷”合同框架下，已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多颗卫星上开展了招标工作。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短期发展动向看，上述服务尚未真正涉及通信卫星，包括“铱”卫星的方案也并非专门针对通信载荷，很多特点更适用于遥感载荷，究其原因，主要可能在频谱协调、管控方式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美军商业卫星通信服务采购实践的启示与建议　　1. 顶层设计军事能力提升的长期发展路线，未来可考虑多样化实施途径　　美军采购商业卫星通信服务的目的是补充、增强甚至进一步发展其军用卫星通信能力，这最初主要是由于能力与需求不匹配所导致的一种被迫选择，如今却已逐步成为美国军方主动设计长期能力发展的常规行动。毫无疑问，这种转变是投入数十亿美元巨资、饱受各方批评与诟病以及积攒了大量项目经验后才得来的，在侧面反映出合理的、具备准确预见性的军事能力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性。此外，从全球的发展形势来看，商业途径已经成为丰富和健全军用卫星通信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美军的转变历程具有两大借鉴意义：首先，应当积极吸取其军用通信系统规划无法满足实际作战中通信带宽增长的教训，在顶层设计上需要重视及时并合理地收集和预测未来军用卫星通信需求，并在短期和长期军用卫星通信能力的发展路线选择上投入更多的研究；其次，实现途径方面，短期内利用商业手段并不现实，但在未来相关技术与政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逐步纳入商业“搭载有效载荷”、购买商业整星等折中性的发展途径，随后扩大商业应用的范围和规模，构建相对灵活和多样化的能力发展途径。　　2. 建立军方权威机构统筹规划服务，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探索研究　　在美军开展的商业服务采购活动相对分散，采购机构的职权并未完全履行，相关需求与实际使用情况难于统计与管理。此外，军用通信系统和商业服务的独立管理与实施也造成两种能力不兼容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因素都为能力规划和实际应用带来了较大的阻力。　　对其他国家来说，由于尚未开始相关的实践，所以不存在组织机构重组或合并的成本与风险。因此，可以由军方的现行通信卫星能力采办机构统筹负责未来所有的能力发展工作，一方面可以减少机构分散带来的权责不清晰、管理难度大的弊端；另一方面，单一机构对整体的需求和具体使用情况更加了解，因此也有利于从全局出发考虑能力的发展规划问题。　　除此之外，军方机构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国外当前的发展环境、发展模式与效用性能等，紧密保持对国外的发展态势的跟踪，理解其优势与缺陷，适时开展相应的模拟与反制策略研究；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在政策、法规、预算、采购、服务与技术等多个方面开展针对性的探索与论证活动，支持后续相应行动和路线的实施。　　3. 注重培育国内卫星通信产业能力，早作谋划布局以备不时之需　　如今来看，利用商业途径补充军事能力已不是军方单方面的行为，卫星产业界受此驱动，一方面获得大规模利益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转变以迎合军方需求，这种现象推动了双方良性的互动与获益。此外，包括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总审计局（GAO）、总务管理局等政府机构，也纷纷出台各类政策意见，指导采购活动的开展，推动产业能力的升级，从而为军事用户更好地服务。所以，商业服务采购活动已经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整体层面的行为。　　其他部分国家卫星通信产业由于缺乏国家重大专项的支持，政府管理机构的引导也不够，导致资金投入力度相对不足，在关键性频率、轨位等资源方面储备也不占优势，制约了技术水平与产业实力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即使未来服务于军事目的，其支持能力和力度也十分有限。因此，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卫星通信产业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创新技术研发投入，借助各种契机，切实提升卫星通信产业“硬实力”，为未来的多样化服务和发展早作谋划布局，以备不时之需。　　4. 引导军民两用通信卫星技术研发，降低部署风险实现互利双赢　　目前而言，无论哪一种商业卫星通信服务模式，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成本问题。对美军来说，采购现有的商业服务是一方面，推动产业界按照军方需求开发相应技术、设计并提供军事服务则是另一方面。可以预见的是，除了商业系统与军用通信系统有逐渐融合为美军提供服务的趋势外，商业技术的成熟也将具备更多地提供军事级服务的能力。军方自然对这种现象保持欢迎态度，因为可选余地的增多，意味着其部署成本的降低。　　积极引导军民双方开展相应合作，促进两用型技术研发与转移等，一方面可以推动商业通信卫星发展水平的提升，增强卫星产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军事服务提供更多的资源储备和备选方案。未来，军方如果产生利用商业系统的相应需求时，就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与风险来部署系统和服务。这样，在保证军事利益满足的同时，实现双方的互利双赢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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